葛韦格在创作《芭比》的剧本时，她赞美了女性“爱与平和”的气质，也没有回避她们天性中的弱点。“自我实现”是逆水行舟的童话，相比之下，“成为附庸”的诱惑太大了，女孩们并不知道看起来轻易的人生被命运暗中标注了什么样的代价。肯轻而易举地把“芭比乐园”颠覆成“肯的王国”，“古怪芭比”大叫：“这简直就像白人把天花带到美洲，原住民可没有抗体啊！”这个酸涩的“玩笑”，何不是暗暗地呼应着波伏娃振聋发聩的名言：“女人的不幸在于她受到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她被告知但凡听之任之地滑落人生，就会抵达极乐天堂；当她发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唐代是诗歌的时代，若讲大唐，则必述诗。《长安三万里》分别从艺术和精神上呈现了唐诗的精髓。其一是意象美学。“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电影运用大量承载情思的意象符号，并在特定时刻群化，使其升为意境，让观众与主角同构，在有限的画面中观留白之处，从而能感其所感、思其所思、悟其所悟，体会到那一绵长的余味。《长安三万里》情思与形式相谐，意象俯拾皆是。如指代高适与李白迷茫心境而两次出现的杯中明月，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无奈之愁绪；知晓安禄山造反之心和力救郭子仪时，雪地盛开的红梅代表着李高二人的坚忍爱国之志与赤诚忠君之心；总是环绕在李白左右的空中仙鹤烘托着李白此生的恣意潇洒与自由心性；战火纷飞的长安，舞于高阁的女子不禁让人戚戚然而泪下沾襟。长安这一繁荣都市，就在朝夕之间火光冲天，似要成为废墟，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是诗兴精神。一方面，诗兴精神体现在“人人均能诗”上。即使是天生缺陷的高适也能作出“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千古名句。而黄鹤楼和边塞随处可见的诗板也表明唐人诗兴勃发的状态。另一方面，诗兴精神与李白的狂放不羁、超然脱俗和乐观豁达形成同构，影片自“天下谁人不识君”而起，以长安飞花令为终，将诗歌融入长安盛衰史中，道尽人与人、人与长安以及人与国之间的万里情思，展现出诗歌的无限生命力。